郑炳林教授，一位杰出的敦煌学研究者，近日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自2007年起，带领团队投入到敦煌通史的编撰工作中，最终于2023年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共计330余万字、分为七卷的《敦煌通史》。

在兰州大学的课堂上，郑炳林教授以简牍释文为例，向研究生们生动讲解不同马匹品种穿越丝绸之路所反映的区域畜牧业发展情况。这位70岁的学者，带领学生们穿越数千年历史，从西汉时期直至近代，深入探讨敦煌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民间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他坦言，贯通敦煌历史的研究过程充满挑战。

领军人物，铸就巨著

玉门关与阳关，这两处声名显赫的汉代关隘，同位于甘肃敦煌市相近区域。过去，人们曾对其在荒漠戈壁中高昂的运营成本是否构成浪费提出疑问。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以专节考证了这两关的设置时间和具体功能。敦煌自设郡以来，便是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要全面、系统地揭示这片土地的历史，必须将相关的研究融会贯通，因此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显得尤为必要。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接受了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二十余载，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为了打破研究的局限，他下定决心，要集合中国学者的力量，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郑炳林教授的团队成员皆由他亲自培养的博士或博士后组成。他深知其中的困难，但团队充满信心。在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为可观，正文超过50万字，由郑炳林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共同执笔。

郑教授指出，敦煌汉简是研究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宝贵财富。鉴于《汉书》《后汉书》等史籍对该时期敦煌记载甚少，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成立为研究提供了契机。通过与博物馆的合作，郑教授团队获得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其中悬泉置汉简等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对西汉敦煌历史的认知。这些汉简涵盖了行政、军事、对外交流、地理交通、社会生活及私人信件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郑教授表示，每枚汉简都经过反复研读、比对，从中总能获得新的发现。

搭建框架，汇聚七卷

《敦煌简史》，这部由330万字《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已加印两次。作为团队中坚力量的魏迎春副所长，在郑教授的指导下，与团队成员共同推进了通史研究的深入。

魏迎春副所长强调，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的庞大，更在于其系统性和协调性。她解释说，分卷的设置并非完全依据朝代或历史时长，而是取决于各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她重申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编撰原则。

《敦煌通史》启动之初，团队规模不足十人，分工成为首要问题。郑炳林教授和魏迎春副所长与每位撰写者深入沟通，结合其研究专长，确定了各卷的主题和执笔人。魏副所长在与团队的讨论中，逐步提升了编撰通史的能力，她提到，在写作体例上，既要延续传统史学规范，又要突出重要事件，同时要避免各卷篇幅差距过大。

历经17载，《敦煌通史》七卷本终于问世。郑炳林教授表示，在此过程中，团队在工作节奏的调度、撰写方向的确定（同时尊重作者的写作风格）、作者与出版社的沟通协调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不久，郑教授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尽管凉州与敦煌地理位置相隔，但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凉州通史》，并于去年底发行。

新生力量，填补空白

千余年前的敦煌，一位农民因麦子加工费的降低而感受到生活的变化。如今，通过敦煌文献，这一细节被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注意到。在编撰《敦煌通史·吐蕃卷》时，陈继宏将工农商学兵等各类资料整合研究，思考加工费的变动是否意味着当时加工工具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

郑炳林教授曾提醒她：“研究古代日常生活，应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思考。”陈继宏提到，在敦煌历史研究中，许多朝代缺乏官方史料，而账簿、买卖契约等敦煌文献资料则成为重要的佐证。她认为，将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更真实地理解历史。

为了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团队成员积极吸收多语种文献的精华。陈继宏在郑教授的鼓励下，学习藏文，并对照学者们整理的藏文文书合集，逐步理解、构建和比对。她坚信，接续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座西北城市的演变逻辑。

同样致力于语言研究的还有85后副教授陈光文，他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尽管海上贸易的兴起导致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流中的节点作用有所减弱，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行旅，并留下了游记和风土人情记载。

在收集的资料中，西夏文占据了很大比重，这成为陈光文必须攻克的难关。针对学术界关于西夏管理敦煌时间的争议，陈光文通过重新释读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两行西夏文题记，结合语料词库等工具，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将其纳入《敦煌通史》。

陈光文回忆，郑教授鼓励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创新，努力填补研究空白。尽管从资料到观点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郑教授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对他而言，完成此卷的撰写过程也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炳林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目前仍在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认为目前的研究“只能说开了一个头”。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中，郑炳林教授的研究历程展现了编撰一部高质量的通史，需要长期的“坐冷板凳”精神和深入学术“深水区”的勇气。这不仅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感，也考验着研究者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是挖掘“深井”的路径。历史研究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七卷本《敦煌通史》，从小到墙壁题记，大到区域时代变迁，无不涵盖。正是学者们对每一个细节的精耕细作，日以继夜的考证与论述，才构建了“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博采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着一个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粹。团队成员们都提到，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既要求成员各司其职，又充分尊重其主动性和创新性。这种“合”与“分”的结合，最终汇聚于同一学术目标，使得《敦煌通史》既精彩又富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