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包含五卷本、总计1200余万字、收录15.7万余词条的巨著，系统地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它的诞生，是新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晶。

二十余载的坚守

编纂一部词典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编纂者具备深厚的学识、持久的毅力和对事业的热情。尽管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有过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曾三次搁浅。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了这项重任，并带领团队投入了二十多年的工作。

江蓝生回忆道，当时韩敬体找到她，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希望编纂一部大型词典的遗愿。“我对编纂辞书的艰辛有所了解，但作为后辈，我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江蓝生表示。韩敬体，后来担任《大现汉》副主编，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深知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和这项工作的深远意义。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会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夙愿？这与中国辞书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已编纂了《辞源》和《辞海》等大型辞书。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问世，在普及教育和规范语言文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都是中小型辞书，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

与国际对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小学馆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并在国际上积极推广日语；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在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极大地扩展了词汇量。而当时中国的手中只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接收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和社会的需求。江蓝生认为：“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的需要。《大现汉》的编纂就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写过程充满挑战，如同一次艰难的攀登。“《大现汉》第四次启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语言所’）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一些同事已经退休，还有人承担着其他研究任务。”江蓝生回忆，“人手不足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2005年底，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得以组建，其中许多成员是新手，需要“边干边学”。

从立项到最终出版，历时二十载，尽管经历了项目调整和人员变动，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编写团队的共识。他们广泛查阅各类语料库，深入研读近百年来的各类文献，收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开门编词典”，征集读者意见；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建议……一项项工作有序推进并最终完成。二十多年间，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有人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而这部词典也逐渐厚实、日臻完善。

在《大现汉》的首发发布会上，江蓝生充满使命感地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道：“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评价道：“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世致用的学问追求

在今年4月举行的《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这部巨著给予了“内容丰富”和“严谨规范”的高度评价。然而，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普通读者的反馈却出人意料地积极，如“生动”、“有趣”、“新鲜”、“好读”等词汇成为高频词。

“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江蓝生说道。翻阅《大现汉》，读者会发现许多惊喜：既能看到百年前的文字风貌，例如当时的“知识”常写作“智识”，“揭幕”称作“除幕”；也能看到“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日常口语。此外，这部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广为流传的词语，例如“回怼”的“怼”，其释义中便解释了其原本的含义。

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网络时代鲜活感的词语，使得《大现汉》超越了“被动查询的工具书”的定位，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

秉承吕叔湘先生“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大胆突破了传统辞书的编纂模式。正如《大现汉》前言所述，其编纂理念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简而言之，即在关注语言词语当下意义和使用方法的同时，也追溯其演变轨迹；不仅提供准确、简明、严谨的释义，还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使词典能够服务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要编纂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大型词典，需要海量的语料作为支撑。为此，编写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遴选尚未收录且有价值的词语。特别是在打捞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旧词语方面，编写组仔细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作品中搜集了第一手资料。

“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编写团队对收词的“狂热”。将工作融入生活已成为常态，正是这种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编写组得以在浩瀚的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有价值的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指出：“《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与幸运

“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江蓝生在谈及已出版的《大现汉》时，依然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她亲自审改了绝大多数的条目，因常年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先后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即使在住院期间，她也始终牵挂着词典的编纂工作，并及时与团队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和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心的事情。编纂《大现汉》的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王楠告诉记者：“通过《大现汉》的编纂工作，许多当年的‘年轻人’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她介绍，在目前进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中，这些人已经成为主要力量。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也是其中一员。在她看来，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工作，既有榜样的感召，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苏颖说道。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人为博士，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团队中既有研究冷门绝学学科和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也有探索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先后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范文杰表示，“这些年院里、所里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学术积累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回忆，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需要从报纸、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所里至今仍保存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她说。

“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王楠动情地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