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一批影视作品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为创作主题，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场景。
在庆祝建党105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影视作品的主创人员及红色影视研究专家，他们围绕影视作品中的建党时刻，共同回望了那些经典场景，讲述了创作背后的故事，并探讨了这些作品何以能够长久地打动观众。
火种潜藏于觉醒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谈及建党时刻，大众通常首先想到的是1921年于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以及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表现建党题材作品的核心任务是阐明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为何出发。过去不少影视剧仅仅聚焦于中共一大，跳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建党这6年间层层递进的思想酝酿过程。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只有完整呈现这段求索历程，观众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何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弥补的叙事空白。
如今，《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刻地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在海河边相约，立下建党誓言，这是全剧立意的核心，直接回应了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的时代之问；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围绕“主义与问题”展开的辩论，完整还原了当时关键思想的交锋，至今仍是许多思政课堂的常用学习材料；第三组描绘了北大新旧学派百家争鸣的景象，辜鸿铭娓娓道来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鲁迅则挥笔写下《狂人日记》，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文人在救国道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一同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惧抓捕，挺身入狱，尽显革命先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第五组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二人走向刑场交叉剪辑的画面，一边是满怀理想奔赴海外求索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水、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烈士。这一双线对照的名场面，引发了全网大量的二次创作内容，每逢清明节、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等，都会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回望，我希望观众能通过影像深刻理解“初心”二字的千钧重量。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安享优渥的生活，却选择扎根底层投身革命，其初衷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够堂堂正正地生活。创作《觉醒年代》的想法始于2014年，到2020年完成，历时近6年，剧本累计修改9次，始终秉持着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令我深受触动。我由衷希望今天的青年观众能够牢记那些为国捐躯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与不屈的坚守指引自己前行。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黑暗中点亮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的毛泽东饰演者）
至今，我有幸五次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夜到遵义会议。诠释这个角色，是褪去伟人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过程；表演上，也从“苦苦求索”走向“化入骨血”。
拍摄《1921》时，我着力刻画他探寻救国道路的急切，塑造他长于思辨、目光如炬、充满书生气的形象。到了《问苍茫》，则转而深入到扎根乡土的日常。为了演好犁地这场戏，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手脚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内部分歧，在争论中锤炼出更坚韧的团结。他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论，深夜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地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附上连夜拟就的整顿计划送还，没有多余的话语，却蕴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真正的领袖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也要学会与同志争论之后依然并肩作战，在分歧中守住情谊。革命之路既需要激情和锐气，更需要同路人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无声的留白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幕，他伏案写作许久，抬眼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长夜里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属于个体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中最难拿捏分寸之处。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种特质尤为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烈辩论救国主义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反差。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行军途中对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向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柔软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鲜活动人。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与坚守的勇气。百余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原本拥有优渥的家境和舒适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舍弃一切，在前路不明的情况下，仍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身处黑暗时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点灯的人，说道：哪怕只剩一粒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明白，所有伟大，都源于在黑暗中敢于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望我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记住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便将人民视为老师，始终坚信，中国未来走向的答案，就蕴藏在中国大地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今天依然能给予年轻人无尽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次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择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瞬间。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镜头——脸上、身上布满酷刑留下的血痕，却始终面带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光脚踩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20多斤重的镣铐压身，那份真切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触摸到了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段戏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求索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找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头、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让我感慨的是，许多观众在线下认出我，喊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塑造角色的最高认可。此外，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观众自发缅怀，都让我感到陈延年已经走进了许多人的心中。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自发前往安徽合肥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下“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中，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让我动容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研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将他作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表明，这个角色真正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再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仍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为自己立下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真理，他便坚守终生，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29岁便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有着那个年代先进青年共有的家国情怀，充满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对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早已熟知，若要持续抓住观众、带来全新触动，答案蕴藏在“过程”之中，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了偶然、犹豫、险境与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下，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具体时刻的真实处境。在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让观众带着“他们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来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具备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这三个可影视化的维度。若只能选择一个表达入口，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连接，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便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与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与当今的年轻人具有天然的“年龄共振”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戏份：他目睹了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样子，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感到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底色。类型化手法仅是表达工具，不能用来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少生活化细节，宏大主题便如同只有钢筋而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产自日本，感慨“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以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分量。
要想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长久留存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动作：嘉兴南湖一艘船里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风险——具象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能修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通过想象力来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的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的影像作品不断演进，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与审美表达，串联起大众的党史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较为中规中矩地用影像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保留了将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例如周恩来“伍豪”的化名来源于抽签抽中的“5号”。到了《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尝试构建更复杂 Thu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s more complex, and more historical figures are presented, aiming to summarize and refine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n works like "1921" and "The Awakening Age," creators have demonstrated greater creativity and initiative, unearthing new materials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eek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y have also consciously introduced genre elements like suspense to enhance viewer engagement. More importantly, creators have drawn on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aesthetics to construct more intricate historical scenes and portray more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They have also fully utilized the latest filmmaking techniques to creatively expand artistic concepts and presentations. For instance, Mao Zedong's running scene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1921" and the numerous poetic and artistic passages in "The Awakening Age" have made the works refreshing.
Compared to theoretical and professionally demanding written works on Party history,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possess irreplaceable mass communication value. Audiovisual works feature stories, characters, settings, and conflicts, making them more engaging and impactful. The success of recent Party history-themed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is partly due to the prevailing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national pride among audiences in the era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gh-quality Party history-themed works further strengthen this era's emotions and create resonance between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audiovisual works, fostering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relationship.
To create Party founding scene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creators must delve into vast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relying solely on secondary sources. They must thoroughly explore original archives and other primary materials, then integrate reasonable artistic imagination into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dramatic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the statement in "1921" where Mao Zedong and Li Dazhao, upon their reunion in Shanghai, compar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o "the opening of a new company" comes from a letter Mao Zedong wrote to Li Dazhao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day, if only one Party foun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scene with the highest sense of presence and completeness were to be recommended, I would choose the "Nan Chen Bei Li" rendezvous scene in "The Awakening Age." This scene serves as the core conclusion, dramatic climax, and ultimate value point of the entire drama, fully answering the era's question posed by the series: after the awakening of the people, how should the nation be saved? The answer is to establish a new political party. In the scene, the two men get out of the car, observe the dim sky and widespread destitution, shed tears of sorrow, and make their oath to found the Party. The segment blends realis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dialogue, cinematography, music, and editing working in perfect harmony. This scene of taking an oath by the Hai River elevates the entire series to a new level, becoming a microcosm of classic Party founding momen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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